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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经60余载波折的“社会生活百科全书”民法典将亮相

2020-05-24 13:49:32     来源:应家网综合     责任编辑:李娜

  两会重头戏,历经60余载波折的“社会生活百科全书”民法典将亮相

  民法典出台之路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周群峰

  发于2020.5.18总第94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 

  编纂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民法学家的夙愿。

  从上世纪50年代首次起草至今,历经60余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即将正式出台。民法典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,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、市场主体(包括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)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,也是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。在国家法律体系中,其地位仅次于《宪法》。

  2019年12月16日,全文共计1260条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(草案)》对外公布。这是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,编纂民法典”的目标以来,立法机关首次以连续条文编号的形式,公布民法典(草案)。

  同年12月28日,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。会议决定将已经审议的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。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之一。审议通过后,中国将进入民法典时代。

  届时,这部民法典将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,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立法集大成的一部法典。因此,它也被誉为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”,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。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,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,在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中,大到合同签订、公司设立、人身伤亡、夫妻离婚,小到缴纳物业费、出门坐车、邻里纠纷等,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。

  根据规定,民法典施行后,现行的婚姻法、继承法、民法通则、收养法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及民法总则都将同时废止。

 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始民法典起草工作,到 “一波四折”后即将正式出台,中国民法典在60余年的时间中经历了什么?

  计划经济年代:两次因政治运动搁浅

  多位受访的资深民法专家、参与立法的人士表示,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八大前,中国立法机关曾四次推动民法典的制定,但皆因历史原因未果。

  1954年9月20日,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宪法》。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,其中多个条文涉及对民事权利的保护。比如:在第一章“总纲”中,规定了所有制形式、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生产资料保护、对继承权、劳动权的保护等;在第三章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中,2014世界杯网,具体规定了对公民个人的平等权、人身权、劳动权、休息权、婚姻自主权、文选艺术创作权、科学技术创造权等等私权利的保护。

  同年,中国的民事立法工作也开始展开。

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起草民法典,最早要追溯到1954年下半年。当时,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班,开始起草民法典,1956年12月,完成民法典(草案)。

  著名民法专家、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平称,这次集中了包括北京政法学院(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)在内的全国法律院校的部分民法教师、业务部门以及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,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在地集会,开始起草民法典。

  但该草案内容上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,其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,把亲属法排斥于民法之外,婚姻家庭也被认为不属于民法范畴,没有规定物权而只规定了所有权。

  “这部草案的立法体例借鉴了苏联的民事立法经验,分为总则、所有权编、债编、继承编,共四编525条。但赶上了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,致使民法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断。就没法再朝前推了,立法活动被迫终止。”孟强说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法学研究所研究员,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《宪法》中规定的所有权制度得不到法律承认,而所有权在民法中是个核心问题。政治运动也使得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停止。

  上世纪60年代后,中国逐渐认识到忽视自然规律和法律所带来的负面效果,开始对政策进行调整,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在此背景下,民事立法工作有了新进展。

  1962年,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“左倾”错误。毛泽东指出:“不仅刑法要,民法也需要,现在是无法无天。没有法律不行,刑法、民法一定要搞。”

  根据这一指示,全国人大再次组成专班起草民法典。1964年7月,民法典草案(试拟稿)完成,仅包括总则、财产的所有、财产的流转三编,共24章262条。

  江平曾撰文称,这个草案,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:首先是几乎把所有的法律名词都搞没了。法则里面用的是单位和个人,法人和自然人没有了;物权、债权、法律行为、合同都没有了。买卖合同叫作买卖关系,基本建设合同叫作基本建设关系,运输合同叫作运输关系,当时创造了很多这样的“关系”。其次是结构体例上,把婚姻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拿掉了,不再作为民法的部分。

  这部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仍不顺利。当时适值“四清运动”,不久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,导致起草工作再次搁浅。

  孙宪忠称,这一草案充斥着阶级斗争之类的语言,过分强调人民必须爱国家、集体。要知道,民法典应是权利立法,这种立法观点,就变成义务立法了。

  多位民法学家认为,起草工作接连两次失败,都说明民法典的出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。

  著名民法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撰文表示,前两次起草民法典失败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。从表面上看,是历次政治运动使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,但深层次、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。该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权力、行政手段来组织和安排产品的生产、流通、交换和消费,缺乏民法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。“比如,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各种指令、票证等,并不需要民法来规范,更不需要民法典。所以说,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,是前两次民法典起草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。”

 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中国法学会副会长、民法学会会长王利明,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,先后参与经济合同法、合同法、专利法、产品质量法、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、修订工作。